康生其人，现今众人皆知其品行不端，然而对于他究竟如何为恶，了解者却寥寥无几。自延安时期至建国初期，因工作之故，我与他的交往颇多，因而对其了解亦较为深入。
康生并非孤立存在的个体，他象征着一种社会现象，类似的人物在社会中并不鲜见。然而，康生之所以引人注目，在于其身处高位，其带来的危害尤为严重。因此，揭露康生的行为，有助于我们辨识并警惕此类人物。
康生的“抢救运动”
所谓康生的“抢救运动”，实则源于他一手策划与推动的这场祸国殃民的举动。起初，延安整风运动无疑是正确且必要的。在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中，他多次强调整风学习的宗旨、目标和方针，旨在明辨路线的对错，澄清思想上的迷雾，端正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。他明确指出，整风的目的并非追究个人责任，更非以整人为目的。
自整风运动启动以来，官员们并未感受到明显压力，反而在他们眼中，专注阅读成为了极为难得的机遇。在研读22份文件之余，大家还深入学习了《六大以前》、《六大以来》、《两条路线》等，以及干部指定必读的六部书籍。大家学习态度认真，积极做笔记、撰写心得，自觉将所学内容与个人思想相结合进行自我检查，思想认识水平显著提升，收获颇丰；党内的团结气氛亦更加浓厚。然而，最终的结果却与最初的期望大相径庭。这一过程究竟是如何发展的呢？
某日，我与康生在杨家岭的宿舍中闲谈。他指着毛泽东的窑洞，感慨地说：“我们的同志似乎总不明白，既然我们已经掌握了政权，却依然未能熟练运用，对权力的运用显得无所适从。”这句话与他日后所行之事相结合，显得尤为意味深长。
康生身兼中央社会调查部部长之职，位居反奸保卫工作的最高领导岗位，由此，他实际掌控了那个时代的核心专政工具；同时，他担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（初期由毛泽东担任主任，后由刘少奇接任，均为名誉职务），在整风运动中扮演了实际领导者的角色，从而实际上拥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。
整风学习甫一展开，康生便将中央研究院列为首要关注对象；继而又转向审干工作，中央党校亦成为他的重点目标。中央研究院的前身乃马列学院，由洛甫（张闻天）担任院长，该学院为我党培育了众多理论骨干。然而，康生对中央研究院的评价却是“教条主义的大本营”，他亲自介入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，矛头直指众多党内老同志及青年党员。幸得毛泽东多次强调，整风旨在辨明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策略的是非，旨在提升认识，而非追究个人责任，这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康生的做法。
康生不甘心就此止步。在1942年的五月与六月，他亲自策划了对王实味的批判。王实味，时任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，自整风运动开始以来，便陆续发表了《野百合花》（发表于《解放日报》，1942年3月12日与13日）、《政治家、艺术家》（发表于《谷雨》杂志，一卷四期）等杂文，并在中央研究院的《矢与的》壁报上撰文数篇。在这些文章中，他指责延安干部与群众之间存在显著隔阂，干部未能以平等之心待人，对群众缺乏应有的关怀与爱护，形容其为“到处乌鸦一般黑”。同时，他指出有人对延安的阴暗面视若无睹，认为“算不得什么”、“天塌不下来”。他批判等级制度，指出“衣分三色，食分五等”的现象，竟有人将其视为“合理”，并反对平均主义。此外，他还以李芬烈士的牺牲以及“前线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英勇倒下”的残酷现实，对比延安表面上“歌啭玉堂春，舞回金莲步”的太平景象。
针对王实味的这些错误观点，毛泽东曾隐晦地进行了批评，指出在整风期间，部分人并非基于正确的立场发表言论，反而采取了绝对平均主义的思维模式，以及冷嘲热讽、暗中攻击等手段。这种冷嘲暗箭的行为，犹如腐蚀剂一般，对团结大业极为不利。毛泽东的批评显然旨在纠正偏差，其用心良苦。而康生却趁机利用这一情况，图谋私利。
四月中旬，康生在中央社会部的干部集会上指出：王实味的作品《野百合花》已在香港的报纸上刊登，并责令中央研究院牵头开展批判工作。从5月27日至6月11日，中央研究院举办了揭露与批判王实味的斗争大会，康生多次亲临现场，并对王实味冠以“托派分子”的罪名。
继毛泽东发表整风报告之后，中央政治研究室专注于经济问题研究的成全（陈传纲）致信毛泽东，信中不仅建议除了纠正“三风”问题，还应整顿“人风”。所谓“人风”，实则是指那些如“衣分三色，食分五等，有人骑马，有人步行”等不平等现象。此外，他还对陈伯达提出了众多批评。与此同时，枣园的工作人员于炳然亦向中央及任弼时写信，对陈伯达的评价亦低至极。这些信件我都仔细阅读过。
成全与王里（亦称王汝琪，曾于中央妇委投身妇女运动研究）夫妇曾与王实味相识，抵达延安后亦有所交往。潘芳与宗正夫妇则与王实味为邻，往来频繁。康生据此将他们与王实味的关系定性为“托派关系”。康生率先在枣园对于炳然进行批斗，进而将成全与王里牵连其中，再进一步，将潘芳与宗正也纳入其中。自8月至次年1月，他们连续遭遇了长达72天的批斗大会，最终与王实味一同被指责为“反党集团”。
同年之末，中央党校内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，矛头直指吴奚如。在那场风波中，吴奚如被错误地定性为叛徒与特务（后经甄别，得以平反）。
11月间，康生等人在西北公学将张克勤（原名樊大畏）定性为“特务”。彼时，张克勤尚不满二十岁，系甘肃地下党组织的一名党员。因其父在兰州经营照相馆，该馆顾客络绎不绝，其中不乏国民党军官和特务等各式人物。
据此，康生宣称张克勤的父亲所经营的照相馆为“特务联络点”，进而断定张克勤的父亲为“特务”，而张克勤则被视作其父派往延安的“特务”。于是，他逼迫张克勤供认不讳。张克勤坚称无辜，康生便对他进行了长达七昼夜的批斗。最终，康生以伪造的证据相威胁，迫使张克勤屈打成招，不仅承认自己是“特务”，还“供出”了一个所谓的“红旗党”。
此后，“红旗党”越来越多，几乎所有党的地下组织都被打成了“红旗党”(所谓“红旗党”，意即国民党“红旗政策”下的假共产党—名义上是共产党，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，引诱进步青年加人，而实际上当了国民党的特务)。樊大畏在很久以后给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说:他当时并不知道什么“红旗党”、‘红旗政策气全都是审讯他的人提示他承认的。
张克勤的“恃务”之说，谢老（谢党哉）并未轻信，这或许与他曾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担任领导职务，并与张克勤的父亲有所交往，深知其人思想较为进步有关。然而，面对康生在反奸斗争中占据的权威地位，谢老也感到了无能为力。
康生的角色，其重要性远不止于这些事件本身。更为关键的是，他将整风学习中的正常检讨与反省导向了审干和肃反的方向，进而将其夸大为一种必然规律，编造出“整风必然发展为审干，审干必然发展为肃反”的荒谬论断。
康生的能量
1942年1月，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《关于锄奸问题》的报告，在报告中大肆宣传“延安特务如麻”，说什么“一类是潜入的，比如戴笠所派遣的特务。”实际上，这些人抵达延安后，便有自觉投案的，我们迅速查明了情况，当时称之为“戴案”；“另一类是内化的，即在我军内部发展而成的特务分子”。此报告一出，一些单位率先开始审查干部，随后，各个单位亦纷纷效仿。
1943年四月，传闻敌军可能对边区发起攻势，康生便趁机加剧了对干部的迫害。某日，康生将周兴（边区保安处处长）以及我（保安处一局局长）唤至面前，命我们着手抓捕相关人员。他解释称，此举一方面源于蒋介石意图调兵进攻延安的企图；另一方面，则是鉴于胡宗南的秘书胡宗冕即将抵达延安，为了防止任何问题人物与其接触，有必要先行采取防范措施。
康生手持那份名单，边与我们的交谈进行着，边在名单上细心勾画，标注圈点，口中低语着：“这是‘复兴’，那是‘C•C’，还有‘汉奸’、‘叛徒’、‘日特’……”作完标记，他指示我们需将名单上标记了点的名字的人悉数拘捕，而那些点了点的，则需送往边区行政学院接受审查。
我仔细查阅着名单，发现标有“。”标记的“师树德”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我立刻说道：“那是我弟弟。”康生突然夺过名单，质疑道：“你的弟弟？”随即，他将那个“。”划去。我坚持道：“该抓的就得抓，不能因为是自己的弟弟……”，康生微微一笑，轻轻摇头，没有解释，就将“。”改为了“.”。两天后的夜晚至黎明，总共逮捕了200多人。
在此期间，李克农，时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，以及汪金祥，社会部二室主任，受命监管中央直属机关中的“疑点人员”。
自此次行动告捷，中央遂正式宣布全面审查干部工作的启动。康生于中央大礼堂向直属机关成员发表动员演说，提及延安已逮捕200余人，此言一出，众多同志面露惊色，神色茫然，不寒而栗。
接着，康生把假特务张克勤当做典型，叫他到中央大礼堂、边区政府礼堂以及一些单位做“坦白交代”的报告。康生拍着张克勤的肩膀说:“你要好好坦白，感召失足者”，“你成了名人了”。
张克勤根据审讯人的提示和读过的侦探小说编造了一大篇“坦白交代”，而康生却说三“在所有的案子中，最值得注意的是张克勤提出了‘红旗政策少”;“张克勤提出的‘红旗政策’，使我们对于国民党的特殊手段有了全新的理解；它促使我们对大后方的党组织进行了重新评估；同时也为我们揭示了延安特务人数的真相。”
他遂将甘肃、河南、四川、湖南、湖北、云南、贵州以及浙江省的地下党组织统一标识为“红旗党”。至于陕西的党组织，他虽未敢断言全部为“红旗党”，却声称关中和汉中的党组织属于“红旗党”。这一概念源自康生的构想，经由审讯人员传授给受审者，进而演变为他们的“供词”，最终又成为康生扩大“肃反”运动的依据。
1943年，那起震惊一时的“绥德特务”事件堪称假案的代表。以绥德师范学校为例，全校师生员工共计350余人，其中竟有162人被诬为“失足者”。该校的语文教师栾丁生更是被错误地指控为“六个县的特务头子”。
昔日，伪坦白之风盛行，一经提及某人之名，此人便立刻承认自己为“特务”。而且，若是胡编乱造得更加离奇、越发丰富，便会赢得更多的青睐与荣耀。康生对所谓的“绥德经验”深表赞赏，不仅在延安广泛推行，还经由新华社之手，将其广泛传播至各革命根据地。
七月，他再度在中央直属机关的盛会之上，发表了题为《抢救失足者》的演讲，并特邀了一位来自绥德师范的女学生，让她以“坦白交代”的形式，分享其如何“失足”（甚至失身），进而投身特务组织，以及她如何运用美人计进行特务活动的离奇经历。康生对此深感兴趣，并安排她四处演讲，将她视为贵宾，让她与首长们一同坐在主席台上。
绥德地区肃反运动的扩大化，激起了民主人士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强烈抗议。为了查清事实真相，上级派遣我带领几名同志前往绥德，负责处理那里的混乱局面。我在那里的工作，得到了边区政府及西北局的认可和高度关注。然而，在1963年我被捕后，康生却试图将此事作为我的罪名之一，指责我“放跑了众多特务，导致绥德的特务线索被切断。”
1943年10月，我被召唤返回延安。在那段时间里，延安的逮捕行动愈发频繁，被捕者主要被关押在两个地点：一是边区保安处，二是枣园后沟的社会部。这些被关押者均被定性为“特务分子”。此外，还有一群人被集中在中央党校、边区行政学院和西北公学等地，人数上千，他们因社会关系复杂、政治身份模糊且难以辨识而被归类。
众多人员则选择在本单位展开“说服”工作，力图促使他们“坦白交代”。到了九月，局势已失控。康生使出一记巧计，宣称“抢救”阶段已暂告一段落，今后需依靠“自我救赎”。然而，转变为“自救”之后，情形的变化仅限于减少了对人的殴打与辱骂，但饥饿问题并未得到改善，逼供演变成了诱供，“坦白”后的人得以享受美食、美酒、舒适的睡眠，还能佩戴大红花，骑乘骏马，登上主席台。由此，更多的冤假错案应运而生。
康生的“功劳”
1944年春季，中央领导层多次敦促西北局对审干及肃反工作进行全面总结。这份总结报告由我与周兴共同执笔，我们忠实记录了运动的全过程，并对其中存在的诸多不足与错误进行了坦率的承认，并提出了相应的纠正建议。康生要求我们分阶段提交稿件，故而我们分次呈递。稿件悉数交付康生后，他经过数日的审阅，最终表示“不宜采用”，并自行重新编撰了一套内容。
3月29日，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题为《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》的报告，他在这个报告中不但不承认错误，反而大摆其“功”。他说:“在过去的一年余两个月的时间里，我们成功揭露了众多潜伏的间谍和奸细，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防线，开辟了新的反奸斗争路线，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。”
这些“显著成就”具体指什么？他回应道：“我们成功在党的组织中剔除了托派、国特王实味等内奸；在政府机构中揭露了王毓琪、吴南山、樊作材等间谍；在军队内部揭露了吴奚如、许遇之等阴谋分子；在民间剔除了杨宏超、邓应贤等间谍及其团伙；在教育领域清除了栾丁生等间谍；在工业领域揭露了张志刚等间谍……”
在其所列名单中，吴南山确属“戴案”成员，杨宏超则是军统的特务（此人并未向军统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，反而编造虚假信息以谋取私利，很快便被揭露），至于邓应贤与张志刚二人，我对其情况并不熟悉。其余人等，则无一例外，均属冤屈错判。
他的报告主要强调了成绩的积极一面，并坚决抵制“极右”思想。他指出：“当前的反奸斗争尚未画上句号，我们只是从坦白运动阶段过渡到了甄别阶段。在坦白运动期间，我们成功击破了特务组织，巩固了自身地位，从思想上消除了被资产阶级同化的风险，在组织层面确保了内部的纯洁性，并在反奸工作中开辟了新的路径、创新了方法，取得了显著成效。若不开展此项工作，党将遭受重大损失。对此若有任何疑虑，便是陷入了极右的错误观念。”
在谈及运动中的错误时，他也曾指出：“部分同志将‘特务如麻’的主观臆断误当作群众的正确认知，却不知在提出某人有特务嫌疑时，必须保持谨慎。很多人仅因些许可疑之处，便断定其为特务；一旦认定为特务，便在我区预设了庞大的组织网络；组织既存，自当有领导机构；领导机构存在，便必然有下属组织。因此，对每一个被怀疑的人，都要求他们供述出庞大的特务组织体系，要求他们交出众多特务关系，并坚信不疑，不容置疑。若如此行事——实际上确有诸多类似情况——那是错误的。若采用这种主观推论的方式，必然导致扩大化倾向，进而产生逼迫、供词、刑讯等恶劣手段。”
他所说的这一切错误估计和错误作法、全部是他自己所为，他从来不曾提醒过人们“慎重”，然而他把责任轻飘飘地一股脑儿推到别人(这些人是谁也不知道)头上，与他丝毫无干。所以周兴对我说:“这样的报告，只有康生能做，我们是作不了的。’，
康生在“抢救运动”中的主要发明正是所谓“特务如麻”。为了证实他这，一估计的正确性，就必须使用逼、供、信的手段。这里简单剖析其几种主要手段:
一、心理压迫与残酷审讯。初期，对被怀疑者施加巨大心理压力，随后实施肉体上的虐待。1943年5月至6月，康生主持了一次会议，旨在草拟《审讯条例》。与会者包括许建国、周兴、谭政文、周同、钱益民、李克农、汪金祥等。会上，关于是否应允许使用刑讯逼供，意见分歧严重。一方支持在条例中明确刑讯逼供的合法性，另一方则坚决反对。康生情绪激动地表示：“不使用刑讯，如何进行审讯？”有人提议使用证据，但康生坚定地回应：“有了证据，还需要审讯做什么？”因此，在所谓的“抢救运动”期间，刑讯逼供现象普遍存在，手段包括殴打、辱骂、抓捕、拘禁、连续审问、疲劳战术，甚至模拟枪毙等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被拘押的嫌疑人常被剥夺饮食和睡眠，通过这些手段迫使他们在审查中作出虚假的交代和坦白。
二、挑拨离间，互相“揭发”。整风学习时，有反对自由主义一条，而康生把它利用来为自己的肃反扩大化服务。他说:“如果你不把党内的自由主义思想清除掉、那么内奸就清不出来，这个自由主义就是奸细活动的营养剂。我们的经验就是:哪个地方的自由主义特别严重，那个地方的奸细也就特别猖狂”。造成谁不“揭发”谁就受“自由主义”压力的局面，取消了同志间起码的信赖和实事求是的精神。甚至利用夫妻之间的某些矛盾让他们互相“咬”，然后又作为根据去抓人、关人、通供。康生把这叫做“以毒攻毒”，他得意洋洋地说:“利用反革命分子进行锄奸工作，张克勤打了头一炮。”类似张克勤这样的大炮、小炮不知用了多少。只要有了口供，便如获至宝，再去逼牵连到的人，就是这样滚雪球，伤害了许多好同志，有的被逼致死;也严重地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，破坏了党内团结!同时也使多少个家庭破裂:
三、审查档案，无限上纲。康生要求各单位的组织部门翻阅干部档案，从档案中找问题，美其名曰“调查研究”。怎样找问题呢?康生说:“……叫做三种自传(下面实际说了四种，但他原话如此—笔者注):初到边区时的自传、整风运动时的自传、审查阶段的自传，以及反省机关后的自传。他强调，通过这四份自传的对比，可以发现众多矛盾。有些人为了规避问题，事先制定大纲，即使反复写上一百遍也不会出错。他建议直接要求干部现场撰写自传，而在本地撰写时，若大纲在家中，则在此地写作时便会出现破绽。他的目的在于利用这些“破绽”进行无限上纲，并对干部进行逼供。
四、策略部署：“引蛇出洞”。在审干工作启动之初，康生便精心布置了一批人员，有意散布一些极端言论、错误言论，甚至反动言论，以此引诱他人暴露其言论，随后便紧抓不放，步步紧逼。
五、在“坦白”被冠以光荣称号的氛围中，相关人员享有特殊优待。康生借助歪曲党的宽大政策，煽动“特务光荣”的思潮。若你选择不“坦白”，便会遭受拘禁，以及各种残酷的虐待和刑讯逼供。然而，一旦你选择了“坦白”，便会立即获得自由，享受到优渥的待遇，甚至你越是胡编乱造，所获得的优待越为丰厚。于是，为了规避眼前的不幸，一些人纷纷选择了“坦白”。
上述引用的康生言论，他曾在枣园、杨家岭、保安处及众多干部会议上反复提及，这些做法正是当年亲历者所深刻体会。康生的这一系列做法，导致众多优秀同志遭受了无端的冤屈，同时也对组织造成了误导。
尽管后来大多数案件得到了甄别平反，然而在“反右”和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这些人却又被重新拉回批判的漩涡，其后果不堪设想！康生的所谓“贡献”实在是巨大！他究竟是在为谁效力呢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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